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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承载人类历史文明的文物，往往有不菲的价值，其意义除了本身制作材质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本身携带的历史印记向后人传递出历史的真实依据的这个重要价值。
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纷争，何况是可以高达八九位数价值的文物呢。
玩市场一向鱼目混杂、真假难辨，很多人为了个人利益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更是把市场弄得混乱不堪。
这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事件，关于事实真相依然众说纷纭，是文玩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事情发生在2011年1月9日，北京中嘉国际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这场拍卖会的压轴拍品，在当时吸引了众多文物收藏爱好者的目光。
这是一件经由当时玉器界泰斗周南泉先生鉴定后、确定为真品且是罕见珍品的“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配以坐凳。
由于他认为这套拍品上了级别，非常有可能要上报文物局，因此还特意极为少有的出具了有重要研究和价值的鉴定书。
由此，这件被认为是稀世珍品的梳妆台和凳最终被拍卖公司定价1.8亿元起拍，最终以2.2亿元成交，开创了当时玉器拍卖的记录，也是2011年拍卖界最高价值的拍品。
这套拍品的定价之所以被定得如此之高，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其一，是由于其原材料本身“玉”的价值决定的。玉器是我国古代历来的珍贵用品，其价值一般都很高。
一方面由于制作玉器的原材料——质地纯净的玉石难以获得，一般需要从偏远的边疆山林开采，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其成本颇高。
另外一方面，因为玉器通透的色彩和古代儒家所传导的通达仁爱及廉洁清正思想相吻合，因此受到皇家和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
再加上玉器由于其质地相对柔软，使得工匠们可以在上面相对容易地打造出一些独特的花纹，让其具有别致的外形特征，因此更是收到各方人士的欢迎，在文玩收藏界也是收到追捧的对象。
其二，这套拍品体积不小，因此耗费的原材料成本就很高。
这件玉制的化妆台体积为127.3×81×47.8，重达265.2斤，坐凳体积45×45×32公分，重达72.7斤，整个化妆台看起来和课桌差不多大小。
其三，梳妆台的工艺也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并不是由一块玉石打造而成，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几百件玉器通过榫卯结构拼接而成，不仅十分牢固，而且没有什么打磨、加工的痕迹，结构相当精妙。
其四，上面的玉龙凤纹等图案也极其不凡，在围屏梁、坐墩面板、以及腿足周边均有浮雕螭纹，其中不乏龙凤穿花纹，是贵族女子专用之物。
由于在这套拍品上，汉代工艺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综合各方面因素，这套“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配以坐凳被拍出了天价。
这套拍品以天价拍出后，不仅在当时的文物界，更是在整个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得众人对其进行探究，然而很快，就有人质疑拍品的真伪。
负责这套玉制拍品鉴定并认定是真品的周南泉先生，1936年出生于广东，196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2年调入了故宫博物馆。
周老先生长期从事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玉器的研究，他先后在多个文物馆、博物馆、文物局以及大学的历史系考古系任教。
同时还有中国博物馆学会、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文物协会、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等多个头衔，并且还享有政府特殊津贴，是玉器鉴定方面的顶级专家，被称为“玉器泰斗”。
按理说，他作为顶尖专家鉴定为真品的文物不应该会有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提出异议呢？
在质疑拍品真伪的人群中不乏一些学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汉代根本没有凳子，因此这套拍品肯定是假的。
其中，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邵晓峰非常肯定地表示：“汉代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梳妆台和凳子。”
邵教授对中国古代家具有着深入的研究，曾经撰写过有关凳子起源问题的论文。
西域的“胡床”，或者是传统手工艺品“马扎”是凳子最初的形态，之后慢慢演化，到了隋唐时期开始盛行。
他还认为在汉代，人们的起居方式为“低坐”，也就是席地而坐，一般桌下铺一张席子或是矮榻就行了，而这套拍品中的凳子属于高坐，这在汉代还不曾出现。
同样，当时湖北民族学院的历史系教授黄敏清也赞同了邵教授的观点，他说足底着地的现代坐姿，在汉代是十分不礼貌的一种姿势，被称为“箕踞”，表示对人的傲慢和轻视。
汉代人一般都是跪坐，双膝在身前曲起，表示恭敬和谦逊。
此事持续发酵了一年左右，到了2012年又有了新的线索冒出来。
江苏徐州市的邳州玉石协会会长汪如棉出来作证说这个玉凳是仿造的，他说他本人还被当做指导请去观摩制作过程。
之后，邳州当地的“拉呱论坛”于当年2月22日发出了一个帖子，帖子说这个化妆台和玉凳是由当地一名玉器店老板请人做的。
帖子中还讲明了汉代黄玉梳妆台及玉凳的详细生产过程，并连具体由谁制造由谁指导都一一说出。
后来经当时媒体记者探究，一位邳州运河镇向阳村老虎玉器店的男子赵军出面承认说，他花了7个月打造梳妆台，又花了3个月坐成了凳子，共请了20多位工人根据明代物件仿造，也并不是用的榫卯结构，拼接过程使用了胶水。
由于本身材料和工艺要求高，他造赝品的成本花了超过50万。
后来，他在2010年将这一套以260万卖给河北石家庄一个自称“老王”的买家。
赵军说他当时售卖的时候，是按照“工艺品”卖出的，并没说这个是文物。
后来买家如何安排这个东西，为什么又会被鉴定成真品，他并不知情。
然而当年在媒体对该件事情调查的时候，赵军的态度从肯定、否认、再部分肯定、到全盘否认到承认多次反转。
而汪如棉也只是说凳子是假的，但是否产自邳州不想再提。
这一系列信息披露之后，大众怀疑此次拍卖是拍卖公司和鉴定专家联手操作的结果。
拍卖行则解释这个拍卖行为是双方自愿行为，拍卖公司只是一个中介，对这个物品的真伪三缄其口，而当初出具鉴定结果的周南泉老先生则成为大家热议中心。
2012年3月1日，已是76岁的高龄，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玉器鉴定专家的周南泉，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
在访问中，他始终坚持己见，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当初对这件拍品的鉴评。
在这次采访中，周南泉回答了他和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关系。
他说，任何一个拍卖公司必须要有5位在博物馆待过，并且是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专家做顾问才可以批准成立。
也就是说，这个鉴定结果并不是他个人品鉴的结果。
另外，他说他并不是拍卖公司的职工，每个月只收到拍卖公司600元的顾问费，他们对于起拍价、最后的拍价都是相对独立的，顾问只负责鉴定拍品的真伪，毫无利益好处。
周南泉在采访中还解释了他评判它是真品的依据：他认为从玉质和颜色看，其纯度和质密度很好。
从玉器的龙纹来看，上面画的龙和凤文都具有汉代的特点，因为汉朝的龙没有特别粗的龙须，龙的脚也不是后来的鹿角，而其眼睛正是汉代的凤的眼睛水滴形。
通过观察这套玉器的自然沁色，也就是玉在土里埋藏后自然形成的颜色很漂亮，他判断其有2000年的历史。
总之，通过对玉器的材质、外观老化痕迹、包浆自身变化带来的色变以及做工纹饰器形等诸方面逐一进行鉴定。
周南泉综合考量后，认为这个梳妆台和凳子是真品，但他解释说这两件玉器是否是一套或组合并未明确定论。
同时他在采访中还说，截止到被采访时，他经手几十万件玉器，虽然有些会有波折，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误差。
至于赵军自己跳出来，声明是他本人制作的这件事，周南泉回应说，往往会有一些商家吹牛说该物品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鼓吹自己的制作工艺高超。
另外也可能由于真的文物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的，有些人故意把真的说成是假的，这样进行买卖才会免除法律责任。
对于这件拍品的真伪的争执一直未能停止，一方面因为赵军等人的说法听上去非常真实，另外加上部分学者对于汉代凳子等判断也言之凿凿，使得大部分人都认定这件拍品确是伪造。
然而，也仍有不少业内人士支持周南泉老先生的判断，比如收藏协会玉器委员会的主任姚政则称，这件汉代玉器卖2.2亿亏了，它的真实价值其实不少于10亿。
另外，来自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客座教授范勇也在2012年4月发表了长文，意图为众人认定为伪品的汉代“玉梳妆台凳”正名。
在他的文章里，他对当时质疑玉梳妆台凳的三个主要问题（汉代没有凳等高坐具；汉代人席地而坐，没有高坐的姿势；汉玉不会用来制作屁股下的器物）逐一进行考察。
在核查了许多考古资料之后，重新分析了这三个问题，引用大量史料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辩驳。
当然对于拍品最终的真伪，他的论断是，仅凭一些对于物品用途的质疑就断定汉代玉梳妆台凳为赝品过于武断，只有最终对实物进行直接鉴定，才是判断其真伪的最正确手段。
关于这个汉代玉梳妆台凳的真伪由于买家没有公开进行再次鉴定而不得而知，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文玩界并不算罕见。
如徐悲鸿的《蒋碧薇》一画拍出7,280万，其实是由美院学生的习作，而假的齐白石画《戏虾图》更是拍出百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为有需求才会有作假，那么这些需求来自哪里？
最直接的，就是以假乱真糊弄不懂行的爱好者。
目前文物市场上很多流通的假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赝品，质量高的赝品不仅仿造了文物的外观制作，还仿造其花纹样式。
更有一些水平高的赝品制造者，会仿照不同年代的器具特征来设计制造出物件，并且对其外观进行打磨处理，仿造出千百年时间洗礼后在物品上留下的痕迹，给人深信不疑。
文玩市场有一些“赝品”文物的主要供货基地，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河南南阳的玉器和瓷器；河南洛阳生产的青铜器与瓷器、津南石山村的唐三彩，西安仿制的铜器，河北大成的老旧家具，以及河北曲阳制作的佛像。
还有书画界造假的集中地天津以及有亚洲最大的古玩市场、国内中高端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赝品集中地的首都北京等等。
而这次2.2亿的汉代玉凳事件，则将以仿古玉器比较出名的江苏邳州推到了风口浪尖。
邳州位于江苏省的北部，是一个县级市，由于古代玉器有极好的收藏价值，因此大部分人会去做仿古玉器出售。
这其中，又以汉代玉器较多，这与其隶属的徐州地区汉墓比较多有主要关系。
1994年，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了金缕玉衣和一大批汉代玉器，之后就有很多人拿着汉墓中挖出的玉器到邳州的玉雕厂，请师傅帮忙仿制做旧，也就是俗称的“跑老件”（把做工比较好的玉器，经过做旧处理，在古玩市场销售）。
销售这些玉器时，要尽力让大家相信这是古玉器，因此获得暴利。
当然做一个汉代玉梳妆台凳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玉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本身的价格越来越贵，现在的原材料成本已经涨到千元一斤，做一个近300斤左右的玉器光材料成本就几十万，如果不成功对于一般人来说要倾家荡产。
另外，做工精良的玉器都是出自技艺高超的师父，要集中相当数量的师父来完成一个如此之大的工程也不是容易的事。
如此费力要制作一个成本相当高的玉器，对于制作商而言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质疑，汉玉梳妆台凳真伪时更多认定买家和拍卖公司联手做局，有洗钱之疑的一个原因。
通过拍卖文物的差价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财“洗白”目前是文玩界大额交易的一大主要原因。正因为有这种需求，才会有制作者冒风险来进行制作。
无论从打击“洗钱”这一犯罪行为，还是杜绝“以假冒真”这种诈骗行为上来说，鉴定文物真伪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为后人对于文物的重视，不仅是保护文物本身的价值，更多的是重视其本身承载的文化意味。
通过这些文物让后人知晓当时真正的历史情况，更好地了解过去，最终是为更好地看清当下社会的问题以及引导社会未来发展。
如果文物是赝品，就失去了这一个承载当时社会真实现状的意义，脱离了真实历史，也就毫无价值。
因此，对于鉴定文物需要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不能随意作出不负责任的结论，假不能成真，真也不能当作假。
否则会对祖辈数千年遗留下的文化遗产造成毁灭性打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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