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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烦的草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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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翻字典,就发现在汉字的各个部首中,以草字头(艹)为部首的字最多。光是荷花(学名Nelumbonucifera),与其相关的草字头的字就有十几个:荷花的地下根状茎叫“藕”,植株出水之后叫“芰(jì)荷”,叶柄叫“茄(jiā)”,叶...

我很小的时候翻字典,就发现在汉字的各个部首中,以草字头(艹)为部首的字最多。光是荷花(学名Nelumbonucifera),与其相关的草字头的字就有十几个:荷花的地下根状茎叫“藕”,植株出水之后叫“芰(jì)荷”,叶柄叫“茄(jiā)”,叶片叫“葭(xiá)”,未开的花苞叫“菡萏(hàn d妄n)”,已开的花又叫“芙蓉”或“芙蓉(qú)”,结的种子叫“莲”……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在远古时代,先民们生活在广袤富饶的原始植被之间,每天都能看到种种草木,每天也都需要接触种种草木,以它们作为口粮的主要来源。既然和草木如此亲近,相关的字词自然很多。

其实在其他语言中也是这样,有大量的词汇用来称呼植物,只不过多数语言的文字不是汉字这样的能够表意的文字,光看词形看不出它们的共性罢了,比如现代英语中称呼树木枝条的词汇就有很多:通称为branch,大枝叫bough,小枝叫branchlet,最末端的小枝叫twig或sprig,如果最末端的小枝上既有叶又有花,那又叫做spray——这还没有算上更专业性的、从拉丁语中借来的ramus和ramulus。假如英语的文字也是能够表意的文字,这些词恐怕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表示“木”的偏旁。



正因为草字头的汉字特别多,其中又有很多字专门作为植物的名称,久而久之,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一种植物的名字中没有草字头(或木字旁),就让人觉得这个名字看上去不爽,非要给它加个草字头不可。

还拿荷花来说,它的别名之一“芙蕖”本来写做“扶渠”,本意已不可考。后来古人觉得这两个字不像是植物名称,就把“扶”的提手旁换成草字头,再给“渠”也加上草字头,这样看上去就匀称美观了。再如葡萄,这是西汉通西域之后才从西亚传入的水果,它的名字本来是个音译词,因此最初写法不一,比如可以写成“蒲桃”“蒲陶”等。但是现在大家都写成“葡萄”,因为这两个字既有草字头又有包字头(勹),在字形上实在是整齐得紧!

当然,文字学家指出,这种给构成一个词的两个字添上相同偏旁以求字形美观的做法不限于植物名称,比如古代著名的琅邪郡(诸葛亮的老家就在这个郡),后来也写作“琅玡”“琅琊”以至“瑯琊”;甚至在今天,管家具叫“家私”的广东人,也常常喜欢在这两个字上再添加单人旁,写成充满富贵气息的“傢俬”呢。

回到植物名称上来。我个人是不赞成给植物名称滥加草字头的,这样不光会平白无故增加汉字的数目(是啊,汉字已经太多了),还会掩盖植物名称的本意。比如绿豆,又作“菉豆”;扁豆,又作“萹豆”“藊豆”(还有一种写法是“稨豆”,这个“稨”字虽然没有草字头,却加了个禾字旁)。其实绿豆就是种皮绿色的豆子,扁豆就是豆荚扁平的豆类,望文生义,很好理解;非要加上草字头,弄成“菉豆”“萹豆”“藊豆”,神秘兮兮的,反而不好理解了。好在现在大家也都习惯用“绿豆”和“扁豆”这两个简洁明快的名字,“菉”“萹”和“藊”已经差不多被扔进故纸堆了。

然而,还有不少这样滥加草字头的植物名称,现在在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颇为流行。比如慈姑,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对这一名字的解释是“一根岁生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因为慈姑的特点就是在小根末端生有球茎(“子”),这球茎正是其食用部分。但有的书上非要写成“慈菇”。菇字本来指蘑菇(一种真菌),现在却用在一种和真菌八竿子打不着的植物头上,不是添乱吗?

另一个例子是白及,这是一种著名中药,《本草纲目·卷十二》指出“其根白色,连及而生,故曰白及”。这个解释也是可信的,因为这种植物在中国最早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著录,正是叫做“连及草”。所谓“连及而生”,指的是白及靠地下的“假鳞茎”进行营养繁殖,假鳞茎常连生在一起,形成丛状。但有的书上却将它写成“白U”。U虽然也是后起字,但一般只用在“芨芨草”这个名字中,而且是读一声(阴平)的。西北盐碱滩上大丛白色的阻芨草,和南方林中形态优雅的白及,这形象反差未免太大了点。

类似的例子还有荷包牡丹写成“荷苞牡丹”,白鲜写成“白藓”,剪秋罗写成“剪秋萝”等等,仿佛一加了草字头,这些植物才真正鲜艳繁茂起来;不加,就一幅灰头土脸的样子。不知怎的,这让我联想到现在的大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自称“草民”,仿佛不这么自称,心情便无比郁闷;一称,便觉到了发泄的快感。

把这令人心烦的草字头从植物名称中和市民的脸上拿开,似乎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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