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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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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东北地区家具的根基仍然是蒙古族传统家具，在此基础上集中原文化、辽金文化于一体，又受到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特点并存的形式。
元代东北地区的家具体块雄厚，古朴敦实，结构上多用高束腰鼓腿膨牙形式，出现了霸王枨结构；装饰题材上多用花草纹和云纹，喜欢用曲线；造型上饱满富足，生动奔放。
元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辽阔的版图，但它的辉煌却没有持续到一个世纪便土崩瓦解、轰然倒塌了。
如此短暂时间内遗留下来的有限史料，使此时期的家具风格成为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一个迷案，众说纷纭。
笔者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就元代东北地区的家具进行了粗浅的研究。
带大家一起看看元代时期，蒙古族的家具所具备的特点有哪些，继承了唐宋的哪优点？
元朝（1271—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实现南北统一的封建王朝。
元朝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2.忽必烈建立元朝，3.元世祖平乃颜之叛及元朝的衰亡。
元代幅员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即指东北抵日本海及朝鲜半岛中部，北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西南接尼泊尔、缅甸、越南的广大疆域。
也就是说，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元朝打破了原来不同王朝之间的文化隔膜，使中国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融合，元代东北地区主要居住的民族为蒙古族、汉族和女真族。
他们杂居共处、共同劳作、互相通婚，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逐渐融为一体，家具形式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文化融合的烙印。
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以前,过着游牧生活，以帐篷为家，从波斯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帐篷的形象。
元代《扶醉图》，即使是湘妃竹这种典型的文人审美木材，元代所用也更为粗硕
帐篷形制不大，装饰华丽，内铺地毯，放置床榻。
元诗“凭君莫笑穹庐矮”反映了帐篷的矮小。另外，帐篷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些都决定了帐篷内少有大型、高型家具。
《析津志辑佚·物产》中记载，当时的家具“主要是一些便于随时搬迁的坐具，主要以矮桌、小橱和胡床为主”。
元 山西大同元代王青墓 陶供桌
蒙古族崇尚豪放无羁的生活方式，入主中原后，奉行不同民族“各依本俗”的政策，并将其长期游牧文化熏染造就的审美观念加到了家具上。
例如蒙族人深爱养育他们的大草原，与动物和谐相处，家具上的三弯腿造型就是动物腿的变形；蒙族人对蓝天白云情有独钟，家具上多装饰形态饱满的云纹。
因此此时期的家具形式体现了蒙族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带有草原韵味。
东北地区作为辽金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家具在经历过辽、金两代三百余年的统治后已渐成自己的风格。
元朝统一后，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基本上沿袭辽、金的制度，在家具上也较多地继承了辽、金家具的部分风格，并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
蒙族人入主中原后,在保存自己习俗的基础上承袭了很多汉族制度，在建筑上和生活方式上也逐渐向汉族靠拢，如元代的宫殿基本上继承了中原传统宫殿的建筑风格。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上都皇宫内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贴金并且油漆得富丽堂皇。
宫中的绘画、肖像、鸟树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惊奇”的记载。
在葬俗方面,摒弃火葬,仿效汉人实行土葬,有棺木，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汉化，使得家具形式也日趋汉化。
人们开始使用汉式的高桌椅，家具品种也开始丰富起来。
蒙族人席卷中亚后，富丽堂皇的伊斯兰风吸引了他们的眼球。相对于宋的简朴，蒙族人更加钟情于伊斯兰的华美，这在家具上也有所体现。
例如，大蒙古国早期的蒙哥汗宝座，通体金碧辉煌，雕刻华丽精细，伊斯兰风格浓郁；
元 增补版《事林广记》中出现的罗汉床与圈椅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釉里赭花卉纹宝座，通体绘制花卉蔓草，装饰繁密精美，也是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延续。
但是，由于东北地区远离伊斯兰，我们有理由推断，此种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家具形式影响甚微，不能占据上风。
蒙族人原本信仰萨满教，但是，在佛教传入元境时,却得到了蒙族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蒙族人开始改信佛教。
由于从事佛教活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家具,如打坐用的椅子,写经用的桌案等，因此，佛教的传播使部分元代北方家具带有一些佛教特点。
矮桌
蒙族人入主中原前习惯席地而坐，所以低矮的桌子使用很普遍。
在赤峰沙子山元墓壁画中绘制的桌子，形制低矮，桌面为方形，腿和桌面间有云纹夹头榫花牙子，既能增加结合强度，又起到点缀装饰的作用。
虽然赤峰现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但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东北地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东北地区的家具样式。
高桌
《马可波罗游纪》中描述，忽必烈使用的餐桌高8腕尺（腕尺：古代埃及、罗马的测量工具，1腕尺≈17英寸）。
这说明当时桌子形制较高，属于高型家具。在辽宁富家屯元墓壁画《闲居图》中绘有一张高型长方桌，此桌子形制简单，无曲线造型，四腿之间有双横枨。
在富家屯元墓壁画《游乐图》中也绘有一张高型桌子，此桌子最大的特点是横枨与桌面之间使用矮老，在辽宁朝阳金墓壁画中绘制的高桌子也带有矮老，结构与此类似，这表明了元代家具与金代家具间的传承关系。
赤峰元宝山墓壁画中绘制的高方桌形体较高，桌面与四腿之间设券口形牙板，四腿之间用横枨相连，前后为单枨，侧面为双枨，整体造型与宋代桌子非常相似。
这说明元代东北地区的家具亦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元刻本《全相平话》中有一件翘头供桌高束腰，鼓腿膨牙三弯腿，腿部弯曲弧度较大，腿与束腰间呈券门状，雕刻如意云纹，整体造型松紧有度，美观别致，雄浑有力。
此供桌造型类似唐代的经桌，更能说明受佛教影响。
这种形制的桌子在前代出现较少，体现了元代北方家具的特点。花几，又称花架或花台，主要是用于承托花盆。
在赤峰三眼井元墓壁画中绘有一件方形的花几，该几形制矮小，几面厚实，三弯腿，腿间有横枨，腿与几面底部用霸王枨相连。
“霸王”是形容这种枨坚实有力，既能承重又能加固形体。霸王枨上端托着几面，下端则与足腿靠上的部分结合在一起，像一臂擎物似的；
可把几面承受的重量产生分力，更均衡地传递到腿足上来。可以说，霸王枨的出现是元代家具结构上的一大特色。
交椅
即为带靠背和扶手的胡床。
交椅在元代家具中的地位较高，大多设在厅堂内供主人和贵客使用，现今流传下来的元代高丽宫廷画中，官员的坐具就是交椅。
可以折叠的交椅能满足蒙族人游猎和坐姿随意的需要，因此，在元代东北地区使用频繁。
从赤峰元宝山墓室壁画中绘制的交椅，我们可以看出，元代东北地区的交椅与辽、金时期如出一辙，形制差异不大。
圈椅
是指由靠背和扶手接连成的半圆形的椅子。
左侧人物端坐于一圈椅上，此圈椅的形制与宋代中原地区的圈椅基本类似：圈形靠背与扶手相连，扶手端部外翻。
端坐时，人的臂膀倚靠着圈形的靠背，手部放置在外翻型扶手上，舒适感十足；圈椅下部带有脚踏，用以承托双足。
这些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人体工效学，说明元代北方地区的圈椅形制已经较为完善。
圆凳
图8中女主人所坐的就是圆凳，此圆凳造型别致：高束腰，鼓腿膨牙三弯腿，腿上部雕刻有云纹，足形似兽爪，整体感觉粗狂凝厚，带有蒙古少数民族特色。
辽宁富家屯元墓壁画侍寝图中画有一所敞轩，帷幔高悬，帐带低垂，帷幔下为精工雕镂的青灰色木床。
床座为壶门托泥式，床面与壶门之间的横档以及壶门与壶门之间的立档，使用金属构件，既起到了加固强度的作用，又显得美观大方。
壶门造型源于佛教，说明此床榻造型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
木棺
1972年，在吉林省扶余县土城子元墓出土了一个木棺，由于时间久远，木棺表皮已经脱落。
但还可以辨认出此木棺整体为长方形，造型简单朴素，无装饰。棺椁的使用是元代蒙族人逐渐汉化的依据。
器皿
在吉林省敦化市双胜村出土了一大批元代器皿，包括铜制高脚杯、铜盆、瓷瓶等等。
这些器皿造型美观，做工精致，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东北地区人们的精神风貌以及生产技术水平，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
家具的风格往往很难仅以时间相继的顺序划分出明确的时期特点，特别是对于历史不到九十余年的元代，很难形成统一的家具风格。
元代的东北地区亦是如此,家具受多种因素影响，承传自不同的风格,且贯穿整个朝代始终。
元代东北地区家具的根基仍然是蒙古族传统家具，在此基础上集中原文化、辽金文化于一体，又受到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特点并存的形式。
总之，独具特色的元代东北家具形式为东北地区明清家具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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